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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倡导实施“人民设计师”制度，通过组建“专业设计师+企业家+群众”的团队，共同推进城市建设与更新。这一创新举措，不仅是对传统城市规划与建设模式的一次深刻反思，更是对“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
城市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环境的塑造，是我们长期以来探索的目标。江门的“人民设计师”制度探索，将“专业设计师+企业家+群众”这一微型治理结构直接嵌入城市建设与更新的实践中，是对城市治理体系的一次具有创新性的深刻变革，亦是对深圳城市总设计师制度在存量时代的创造性转化。
参考深圳的伴随式规划与城市总设计师制度，核心在于以时间换空间，通过中立的团队服务在重点片区实现全周期技术统筹。而江门的“人民设计师”制度在这些探索基础上实现了三重突破：一是主体扩容，将企业家和市民纳入核心决策团队，回应了存量时代“实施导向”和“运营前置”的迫切需求；二是机制下沉，从重点片区总师制延伸到城市微更新和“小作品、大师做”；三是价值重塑，通过多元参与群体构成，将城市设计从专业话语转化为地方性的集体叙事，同时保持技术理性的底线约束。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企业家”角色的制度化引入。企业家以运营思维、成本意识和市场敏感性参与设计前端，可有效避免规划与实施脱节，这正是对“伴随式”内涵的深化——不仅是时间维度的伴随，更是价值维度的伴随，即多元主体在技术框架下的共同生长。
相较于传统的政府主导或单纯技术主导模式，“人民设计师”制度的独特优势在于构建了“专业+资本+社会”的三元耦合机制。专业设计师提供技术理性和系统思维，确保城市空间的整体性和美学品质；企业家注入运营逻辑和资金渠道，解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产业怎么接”的后端问题；群众则带来地方性知识和使用需求，避免千城一面。这种结构下，城市更新成为多方利益平衡、价值共创的过程。
江门市委十四届十次全会报告明确提出，需“高站位、大格局做好城市规划设计”，并具体部署了建立“人民设计师”制度等关键任务，这契合了伴随式规划的核心理念——城市设计是充满“修正主义”色彩的工作。以深圳湾公园项目为例，我们在后海中心区经历了20余年多轮迭代，深知规划图纸绝非一成不变的蓝图，而是需要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协调冲突、优化方案。江门“人民设计师”通过制度化参与，确保这种动态调整能够及时响应真实需求，同时维护城市空间的长远整体利益。
基于深圳的实践经验，我们对江门“人民设计师”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建立清晰的议事规则与权责边界，明确技术仲裁机制。这一制度成功的关键在于协同，而协同的前提是规则。必须建立一套清晰、透明的议事规则、决策机制和争议解决流程，特别要明确在设计与运营、公众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冲突时，技术仲裁的触发条件和裁决效力。建议设立一个中立的总协调人或项目主创设计师，赋予其明确的技术仲裁权，负责整合各方意见，并在坚守公共利益和专业底线的前提下，引导团队达成共识。
第二，完善制度性保障，建议尽快出台“人民设计师”管理办法。通过管理办法，明确城市总设计师的选聘条件、参与主体的权责边界、工作内容、意见效力、计费标准等，特别是建立青年设计师参与小微项目的激励机制。
第三，推行试点先行，分类别、分阶段、多元化探索。建议江门先选择若干个不同类型的试点项目进行模式探索，如一个历史街区活化、一个老旧小区改造、一个工业遗存转型等。在试点中重点试验技术仲裁机制的有效性，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流程，动态调整“三驾马车”的权重和协作方式。
第四，推行分层分类的伴随服务。针对不同尺度项目建立差异化的陪伴深度：对于重点片区，实施“1+1+N”的深度伴随（规划+建筑+多专业），服务周期覆盖规划、建设、运营全流程；对于微更新项目，可采用“社区规划师+居民小组”的轻量化模式和快速技术仲裁通道，重点建立“设计任务书”制度，确保每一个“小作品”都有明确的使用场景和受众。
第五，构建数字化伴随平台。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市民参与平台，建议借鉴“数字孪生”理念，建立城市设计实施的可视化跟踪系统，让市民能够实时看到建议采纳情况，让设计师能够动态监测实施偏差，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伴随式”监督。
总而言之，江门的“人民设计师”制度，是培育城市竞争力的极具远见的城市治理创新。它精准把握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提质”的核心，回归“人”的尺度，追求更有温度的发展。城市设计的本质是构建产生美好空间的机制，江门这一制度正是这种机制创新的生动实践，期待其成为大湾区城市治理现代化样本，让城市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作者李晓江系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王泽坚系深圳经济特区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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