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里镇”改回“范蠡镇”：回归传统也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小尘4x/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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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认为，地名要保持严肃性、延续性，除非是影响到民族尊严，有损政治文化的名字，才需要改。顺着这个思路延伸下去，“合法、正当、最小必要”也应是当前地名更易的一大原则。对于那些本身蕴含深厚历史文化信息、一看名字就有穿越感的厚重地名而言，维持原状的收益，显然要远远大于妄加更改的短视行为。就此意义而言，“范蠡复名”也是回归传统的文化自信之举。

文｜王兢

责任编辑｜陈斌

近日，一则地名改名新闻引发关注。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范里镇，现已正式更名为范蠡镇。卢氏县政府官网的简介援引乾隆与光绪版的《重修卢氏县志》称，战国时越国大夫辅佐勾践灭吴之后急流勇退，周游天下时曾在此居住经商，因此该镇得名“范蠡”。而在20世纪下半叶先后更名为“范里乡”“范里镇”。

此番范蠡镇的更名也经历了较长的准备期，至少早在四年前就已开始筹划，彼时的目标是“围绕‘范蠡’做文章，让镇域经济‘强起来’”，以“商圣范蠡”这个金字招牌，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的高质量发展。范蠡镇“恢复原名”，正好触及了“地名变迁”这个话题，也就因而值得讨论。

中国的地名文化源远流长，“地名变迁”本身也足以写成一篇篇大文章。像是北京、西安、南京这些城市，本身的名称在历史长河中都有过无数次变迁，始终未改名字的反而是极少数（比如成都、邯郸）。在古代，地名更易多出于政治需求，比如南京的十几个地名这种现象，甚至还有避讳的需要，比如到清末还有将“仪封”改为“兰封”的情况，只为避三岁小儿皇帝溥仪的御讳。

而在现当代，地名更易就更多地看重“经济社会文化”的情况，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其一，本来的惯用名，改成了因应旅游经济的新名称，比如徽州改为黄山，中甸改为香格里拉；其二，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多个历史时期，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一些地名的更改相当随意。彼时的改名，则更多地出于行政区划改革与“方便识记”的理由，比如一度的“襄阳改襄樊”与“范蠡改范里”。

20世纪下半叶的改名风潮，理由是“方便群众”“扫盲”，潜台词是复杂的汉字应当予以简化。其实，这种思潮自清末民国以来一直存在，文化人“开眼看世界”之后，在欧风美雨浸润之下，反思本国文字的不便。依照钱玄同与鲁迅等人的说法，那就是汉字繁难、不好识记，必须简化乃至拉丁化。但在经历百年风雨之后，中国人也有了足够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足以破除这一“事事不如西方”的心魔。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改名未必能够达到原先的目标，反而会在改名之后失去很多东西，最终的效果恐怕是得不偿失。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地名里的汉字经历了千百年的沉淀，早已成为社会大众默识熟知的公共知识。试问，当地人岂有不认识当地地名之理？而那些足够知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天下无人不知，就更不存在类似情况了。两千年未改的邯郸始终如一，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而就那些出于文旅经济而改的地名而言，有些也难言成功。以“徽州改为黄山”而言，这是一个出于发展旅游经济而改的地名，意在凸显黄山作为天下奇山的知名度。然而，“以黄易徽”的恶果也很快显现出来：本来具有丰富文化价值的徽州文化从此声名不彰，人文历史旅游让位于自然风光旅游也颇有因小失大之嫌，以至于外界曾经嘲笑，“徽菜并非黄菜，徽商不是黄商，徽墨能叫黄墨？”

而无论是“方便识记”还是“推动文旅”，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与详细论证的话，贸然更改都会带来某种“短多长空”的后果。即以陕西省的诸多古代地名而言，“鄠、邠、鄜”等生僻字本身是先秦乃至商周时代就留下来的活化石，改成“户县、彬县、富县”反倒颇有自废武功的意味。湖南省的“醴陵”并未如“醴县改礼县”一样更为“礼陵”，在当今社会反而因其文化意涵而备受美誉。

2007年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暨第二十四次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指出：“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适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外的不少地名一望而知就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如中亚的“亚历山大里亚”可知是马其顿帝国东征的据点、“波利斯”（polis）带有鲜明的古希腊文化印记，东亚各国的地名则与中华文化密不可分，比如韩国、越南都有不少与中国重名的地名。

也正是基于对地名本身历史文化价值的尊重，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设立、撤销、更名，行政区域界线的变更，人民政府驻地的迁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行政区划管理条例》的这个规定，展现了对于“地名更易”的慎重考量。

回到范蠡镇的情况，这个地名本身就具备历史文化价值，当初改成“范里”的理由多多少少是因为方便外界识记。然而，这个理由在当代已经不大成立。从恢复文化自信、加强历史传承的角度，保持地名的延续性，已经比贸然更改要更符合实际，近邻韩国与越南的历史演变也已构成了某种反例：两国先后废除了汉字教育、极力降低汉字使用频率，未见其有多少利益，反而先割断了历史传承。

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认为，地名要保持严肃性、延续性，除非是影响到民族尊严，有损政治文化的名字，才需要改。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延伸下去，“合法、正当、最小必要”也应是当前地名更易的一大原则。对于那些本身蕴含深厚历史文化信息、一看名字就有穿越感的厚重地名而言，维持原状的收益，显然要远远大于妄加更改的短视行为。就此意义而言，“范蠡复名”也是回归传统的文化自信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