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版《长安的荔枝》到底该夸还是该骂呢？

太好笑了，居然有一部剧因为打光问题出了圈。

《长安的荔枝》开播了一周，观众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这部剧太亮了，打光像浴霸，与导演曹盾之前《长安十二时辰》被吐槽“暗得费眼”形成鲜明对比。

部分观众认为该剧在光线处理上过于生硬，导致画面失真，影响了整体的沉浸感和历史氛围。

导演曹盾解释称，这种打光是为了让观众“感受到岭南的炎热”，并强调在日景曝光上做了特殊处理。这种不惜打光过曝的处理，观众可以很直观感受到广东的“夏日炎炎”。

《长安的荔枝》是内地古装剧中较少见地把故事舞台设在了广东，该剧脱胎自马伯庸同名短篇，然而编剧将核心情节大幅延展为了三十五集的长篇叙事。

其最显著的改编，在于引入一条原创的权谋暗线：

李善德（雷佳音 饰）的妻弟郑平安（岳云鹏 饰），一位沉浮于长安酒宴的“陪酒侍郎”，身不由己地卷入左相与右相的权力倾轧。为求自保，他化身密探潜入岭南，暗中搜集右相与岭南刺史何有光（冯嘉怡 饰）勾结的罪证。

两条线索紧密绞缠：李善德荔枝转运的成败，可能暴露郑平安的卧底身份；更致命的是，郑平安作为左相安插在岭南的密探，其调查目标——右相的心腹何有光，恰恰是负责协助（实为监视）李善德运送荔枝的关键人物。

郑平安的任何风吹草动一旦被何有光察觉，势必引发右相集团的残酷清洗，首个遭殃的，便是被他们视为“棋子”的李善德。

这种“一荣难俱荣，一损易俱损”的设定，确实为剧集注入了额外的戏剧张力和悬念看点。然而，这柄双刃剑的锋利背面，亦成为剧集后期争议的源头。

剧集一开播，即引发广泛关注。除原著IP与《长安十二时辰》制作班底的号召力外，其对大唐职场生态的精准描摹与巧妙融入的喜剧元素，成功撬动了现代观众的共鸣。

比如在上林署刚刚接到运送荔枝的任务时，李善德的上司和同事们的反应就十分值得玩味。

同事甲说“我还要为圣人押运蜀地柑橘，运荔枝的事心有余而力不足”。同事乙又说“家兄虽在吏部任职，却常告诫某不可仗势欺人。”暗示自己是关系户，这一出甩锅大戏真是写尽了职场推诿的套路。

又比如岭南掌书记赵辛民在面对“不太聪明”的领导何有光时，那欲言又止，最终又无奈挤出的一句“刺史高明！”，道尽了多少职场“牛马”的辛酸。

当陪酒侍郎郑平安在酒局里一次又一次地为大人们跳舞助兴的时候；当李善德用颤抖的手指捡起文书上脱落的“煎”字，嘴角抽搐、浑身发抖的时候，屏幕外的打工人心中似乎也同时叫唤着“这不就是在职场里浮沉的我吗？”这份对于职场的共鸣得以穿越时空紧紧相连。

导演曹盾延续了其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对大唐美学的执着追求。镜头从恢弘的长安宫阙延伸至岭南葱郁的荔枝林，勾勒出一幅更为多元的帝国图景。男性角色的严谨绾髻、女性的精致唐妆、权贵象征的长指甲等细节考究，亦体现出对历史质感的追求，为故事铺垫了厚重的时代背景。

然而，伴随着剧情的铺陈，围绕改编与制作的争议声浪渐起。

首先是叙事重心的偏移。

大刀阔斧的改编中，原著中颇受喜爱的李善德夫人一角被彻底删去，代之以亡妻背景，此举已令部分原著拥趸不满。

更核心的症结在于，郑平安的权谋线虽丰富了叙事维度，但其日益膨胀的戏份，客观上冲淡了原著“小人物对抗庞大体制”这一核心命题的锐利与聚焦。

部分为铺陈权谋而引入的新角色及支线，导致了叙事节奏的显著拖沓。观众期待中扣人心弦的“荔枝极限运输”的紧张感，被大量穿插的情节稀释甚至打断，使得“生死时速”的推进显得步履蹒跚，焦躁情绪由此滋生。

视觉呈现亦非无懈可击。部分场景被指缺乏历史实感，棚拍痕迹明显，虽有“精致”之形，却欠奉“厚重”之魂。

此外，喜剧元素的运用尺度亦引发讨论。部分笑料和不甚必要的支线被指过载，它们固然能调节气氛、拓宽受众，却在关键时刻消解了原著中那份动魄惊心的“紧张感”与生存挣扎的“沉重感”。情绪的频繁跳脱，甚至让某些情节显得儿戏，难逃“剧情注水”之嫌。

当前的“高开低走”争议，本质上是剧版《长安的荔枝》在改编野心与原著精神之间未能达成精妙平衡的结果。

商业化的支线填充与喜剧表达固然有其市场逻辑，但原著中那份以蝼蚁之躯撼动巨树的“孤勇”内核，那份深深刺痛现实的锐利，却在拓展中被稀释了。

犹记李善德离京时，挚友韩十四与醉酒的杜甫折柳相送。杜甫慷慨悲歌：“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既然退无可退，何不向前，拼死一搏！”

这不仅是对李善德的激励，或许也是对剧方的启示。

在争议声浪中，若能于后续剧集果断收敛冗余枝蔓，重新锚定“小人物绝境抗争”这一故事灵魂，强化荔枝运送本身的紧迫感与李善德个体命运的抗争力量，剧集仍有希望力挽口碑，最终摘得那颗观众所期待的、穿越千年烟云仍能刺痛现实的“荔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