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詹欣
“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蔡澜曾为记录金庸葬礼所引用《神雕侠侣》中的一句话,如今亦成自己的绝响。
蔡澜的去世,是一代香港文化黄金时代的终章。他与金庸、倪匡、黄霑并称“四大才子”,却始终自嘲“除金庸外,不过是调皮捣蛋之辈”。或许,这并非谦辞,而是对时代本质的清醒认知。所谓“才子”,其实是香港报业鼎盛、唱片流行、广播普及、电视崛起、电影蓬勃发展的产物。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邵氏片场的胶片、报馆油墨的焦味、亚视演播室的聚光灯,共同浇筑了他们的舞台:倪匡在《明报》连载科幻小说时,金庸的社论正指点江山;黄霑为电视剧主题曲填词,蔡澜则监制着成龙的《快餐车》《龙兄虎弟》,又将九龙城寨拆迁的影像藏进《重案组》的镜头里。而《今夜不设防》节目中三人举杯笑谈,引得张国荣醉后点烟、关之琳坦陈情史,恰是香港媒体自由与野性的缩影。可以说,才子之名,终究是铅字与荧屏赋予的花冠。当传统报亭被网络新闻取代,电视访谈让位于短视频推送,这曲由媒体工业谱写的“香江风流”,终成绝响。
年轻时的蔡澜
年轻时的蔡澜
也许,蔡澜的文化价值,在于他亲手撕碎了才子的金质皇冠,将生活还给了烟火人间。他晚年最犀利的批评,直指《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哭哭啼啼的感动”。在他眼中,一碗潮州糜的温热、一碟酱萝卜的脆爽,远比刻意煽情的眼泪更接近生命的本真。
他写美食从不说教,只描摹冲绳“壶渍”萝卜的制法、京都“千枚渍”的刀工,甚至调侃韩式泡菜“水金渍”的鱼肠腥气,文字间无学究气,只有市井的鲜活。这种反矫情的朴素,源自潮州人的务实与南洋的豁达:父亲教他“老友是古董瓷器,打烂一件少一件”,他便在倪匡离世后独饮那瓶约好的酒;妻子方琼文以“会做、爱吃”的智慧包容,他便懂得“男女关系是彼此欣赏,而非占有”。当文化沉溺于表演深刻,他却说:“青春可贵,但每人只能中年一次、老年一次,何必妄自菲薄?”所谓才子风流,到底不敌一碗白粥的慈悲。
蔡澜
蔡澜
应该说,“四大才子”的谢幕,也是传统才子观的一次谢幕。金庸的江湖、黄霑的沧海、倪匡的宇宙,再无人接续;蔡澜的美食地图,却早已融入大湾区街巷的炊烟。广州茶楼的虾饺、香港庙街的牛杂、深圳食肆的卤鹅,在他笔下成为比武侠更真实的“江湖味”。而今人怀念他们,并非渴求新才子降世,而是追忆那个传统媒体和媒体人活跃的年代,那也是一个不得不告别的年代。
蔡澜晚年居维港酒店,看游轮灯火明灭,提笔只写“喜欢喝茶就好”。这份任性,早已宣告了结局:当读书沦为炫耀的标签,当文字困于流量,才子消亡反倒是幸事。现在的世界需要的也不再是风流名士,而是如他那般敢将“忙事成闲事”的俗世生存:在茶餐厅点一碟干炒牛河,吃完赞叹一句:“碗净,福至。”
香江波光依旧,只是再无四人举杯。可那碗中的烟火气,早已渗进每寸土地:从此江湖相逢,不过街头巷尾一碗热汤的冷暖。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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