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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创意图片（视觉中国/图）
▲人口流动创意图片（视觉中国/图）
纵览57城市民引力榜，排名前十的城市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稳居榜首的深圳。这也是唯一一座进军前十的一线城市。
二是以常住人口增量取胜的省会城市，武汉、郑州、合肥、成都等。
三是以人才政策突围的长三角二线城市。宁波、无锡、苏州、常州等，凭借相对雄厚的经济和财政基础，在人才激励和扶持政策上，展示了强大的吸引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述三类城市代表了当前中国的三种城市发展模式，也对应着三种不同的“理想生活”范式。
文｜南方周末研究员 郭倩倩
责任编辑｜戴春晨
人口与人才，对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是一个无需再论证的命题。但是，城市的人口吸引力有多强，哪些政策有助于提升城市的吸引力，是有待探讨的话题。
基于此，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推出第五期市民引力榜。本期市民引力榜的指标体系全面更新，从侧重于长期人口变动（最近十年常住人口变化值）转为关注近期人口变动（最近三年常住人口变化值）。同时，指标体系增加人才政策友好度、城市人口密度等指标，以更综合、应时地探究城与人的关系。
纵览57城市民引力榜，排名前十的城市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稳居榜首的深圳。这也是唯一一座进军前十的一线城市。一方面是因为深圳迅猛增加的常住人口。另一方面，深圳的人口密度指标遥遥领先。深莞两城，携手守住了珠三角城市群在市民引力榜的两个座次。
二是以常住人口增量取胜的省会城市，如武汉、郑州、合肥、成都等。
三是以人才政策突围的长三角二线城市。宁波、无锡、苏州、常州等，凭借相对雄厚的经济和财政基础，在人才激励和扶持政策上，展示了强大的吸引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述三类城市代表了当前中国的三种城市发展模式，也对应着三种不同的“理想生活”范式：
人口和产业密度高的超一线城市，其优点在于顶尖。集聚着最优质的资源、最高效的机制，吸引着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来此发挥所长、贡献智慧。
人口和经济首位度较高的省会城市，其优点在于均衡。公共服务、人才政策、产业发展等各个方面相对较好，托起了本地人才宜居亦宜业的人生梦想。
长三角一众城市则凭借城市群内的产业基础，以及重金投入的人才激励政策，打造腰部城市人才吸引力的“木桶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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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城市的天下
研究团队衡量57城人口友好的指标有三个：2023年与2020年常住人口增量、增速两个比较指标，以及2023年常住人口的总量指标，三者无量纲后重新赋权，计算得出其人口友好度。
相较去年，我们将关注的周期从十年调到近期，剔除了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更真实地观察2020年以来城市人口竞争的白热化局面。
▲人口流动创意图片（视觉中国/图）
▲人口流动创意图片（视觉中国/图）
在十年周期跨度中，深圳是常住人口流动的最大“赢家”，但若将视角聚焦到最近三年，那么一众省会城市则是当之无愧的“黑马”。其中，武汉、杭州、合肥、成都、长沙、贵阳等城市，人口增幅均在40万以上。
2013到2023年，十年之间，深圳常住人口从1062.89万增长至1779.01万，增幅67.4%领先全国。虽最近几年人口增速有所放缓，但2020到2023三年间，依然有15.63万人，在“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号召下，来到这片“搞钱”的热土。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深圳再次“回血”，人口增量达19.94万人，超出过去三年之和。
而上海和重庆虽然增量和增速不及其他入围城市，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但凭借人口总量的绝对优势，依然在十强中有一席之地。
十强城市的重要看点，应属省会城市，尤其是人口、经济首位度双高的中西部省会城市。武汉、成都、杭州稳居前三，合肥、长沙、贵阳、郑州紧随其后。
武汉领衔人口友好城市的榜首，既有“黑天鹅”事件的特殊影响，也有其发展必然。作为中部地区唯一的中心城市，武汉对外是中部地区承接一线城市产业和人口转移的第一梯队；对内发起“百万大学生留汉计划”。据武汉市人民政府2025年3月的数据显示，“学子聚汉”工程近三年留下高校毕业生96.8万人。
成都显示了超大人口城市的另类发展潜力。2021年，成都正式成为“2000万人口俱乐部”的第四名成员，仅次于重庆、上海、北京三个直辖市。而在其他超大城市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成都三年人口增加45.6万，这是宜居、宜业“平行成都”的独特魅力。
杭州则是总量、增量、增速三项稳健增长的城市典范。2025年以来，“杭州六小龙”火爆出圈，“为何是杭州”成为热门话题。创新意识、宜商环境成为杭州“科技友好”解题关键的同时，也为“人口友好”添上合理的注脚。
作为常住人口在千万以下的城市，合肥、贵阳依靠人口的高速增长，跻身十强。2024年，贵阳新增人口19.96万人，如无意外，将是2024年人口增量最多的城市；而合肥在14.9万新增人口的助推下，在2024年正式跨过人口的千万大关。
那么，为什么省会城市成为人口友好的“集体黑马”？
研究团队认为，背后的核心动能，在于后城市化阶段发展要素在全国层面的重新洗牌。
这种调配首先发生在省会城市与一线城市之间。大量企业因要素成本上涨，选择走出一线城市，在中西部地区建设制造基地、研发中心、第二总部等。同时，大量本籍人才回流家乡。
硬币的另一面，是省会城市与本省其他城市之间的资源再分配。从经济分析角度来讲，所有经济要素的布局都是奔着效率最大化而来。在河南大学资深教授、中原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看来，能力强的城市会对周边的城市形成虹吸效应，在一个特定发展阶段内是不可避免的。虹吸并不是什么坏事，没有虹吸互动，就没有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就没有更高水平发展的循环。
一线城市的回流人口与落后地区的虹吸人口，有了二者的共同加持，在全国中西部的版图上，一个个单点灯塔发出耀眼光芒，指引着人口流动的方向。
人口友好，归根到底是常住人口流动的结果性数据。探究“人口为何而来”这一话题时，在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家乡情结等要素之外，落户和人才政策也为流动方向增加了新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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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城“人才新政”背后
落户政策决定人口在此落户定居的门槛和难度，人才政策影响人才在此落户的意愿和动力，两者共同发挥作用，影响人口和人才的全国性流动和转移。
城市的政策规定各有特色、错综复杂，将定性内容做定量评估，难免有所失真。研究团队于浩瀚的政策文本中，尽力选择相对可收集、可量化的指标，试图以数据之尺丈量各城市向“人才友好”目标航行的奋进轨迹。
具体而言，落户政策主要评估两个方面：落户方式是否多元，即包含居住落户、人才落户、积分落户、技能落户等哪些方式；落户门槛的高低，即学历、年龄、技能、毕业年限、社保年限、居住年限、是否限制城区等。人才政策主要评估五个方面：政策力度、及时更新、多维认定、独特产业、激励机制（针对本科生与博士生），其余高层次人才多涉及一事一议，暂未列入评估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本榜单在选择指标时偏向可量化的数据指标，因此激励和补贴机制占比较重，主要衡量城市在引进人才时的“友好值”。但从引育留用等人才工作全生命周期来看，全流程高效率服务体系、人才培训提升制度、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创新赋能机制等多个要素都在不同环节影响人才的生活体验。
整体来看，宁波、绍兴、常州领衔的长三角城市表现亮眼，山东烟台也表现出色。这一结果似乎出人意料，为何深圳、杭州、成都等一众热门城市不见踪影？
原因有二：
在“落户松绑”的大趋势下，中小城市放开落户的力度更大、门槛更低。同时长三角城市人才激励政策的力度更大、投入更多。
以引进本科生为例，57城平均生活补贴金额为2.47万元，上榜的9座长三角城市平均补贴金额为2.97万元；博士生引进激励政策的差异更大，57城针对博士生的平均购房补贴为17万元，而9座长三角城市的平均金额为30.6万元。宽松的落户门槛以及优渥的补贴金额，彰显了长三角腰部城市对人才的渴望。
区域特征之外，在中国特色“行政集权—财政分权”的制度结构下，落户与人才政策既有整体趋势的趋同性，又有地方特色的异质性。
1、落户政策：全国松绑与精准引流
2024年7月底，国务院印发文件，明确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取消落户限制要求，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城市的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超大特大城市的积分落户政策，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在顶层设计的“金字塔式”落户梯度的鼓励下，各个城市结合自身实际进一步放开落户门槛。
具体而言，全国范围内呈现“学历放宽+年龄延长+年限缩短+流程简化”四大特征。以东莞“稳定居住就业入户新旧政策对比”为例，2024年以前，持有居住证且年限累计满5年+社保年限累计满5年才能落户。而新政则将“双五”调整为“单一”，居住证年限连续满1年+在用人单位正常参加养老保险即可落户。与此同时，无锡、常州推出“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长、珠三角政策趋同的本质，都是为推动常住人口本地户籍化。这不仅能增加城市人口的稳定性，也为居民享受公共服务权益均等化提供了长远的保障。
广州在新增7个行政区实施差异化“安居乐业落户”的同时，还新增投资纳税入户，吸纳高收入群体、投资者等进驻，符合其强公共服务能力、强投资吸引力的一线城市定位。
2、45条人才新政：什么在变化？
自2016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来，北京、上海、深圳、厦门等城市纷纷响应跟进。9年间，人才政策多次迭代更新，从规模扩张逐渐走向质量提升。
分析显示，人才政策制定与执行呈现“市委市政府、组织部牵头+多部门协同”模式。多数城市已建立起学历、贡献、技能、职称等多维评价体系。尽管各城市在政策目标和工具选择上具有趋同性，如都将户口、住房和补贴待遇作为吸引点，但从政策内容来看则具有差异化特征，呈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研究团队分析2024年以来45个城市出台的“人才新政”，总结出亮点和趋势如下：
①政策设计集成化，通过多部门联动、构建全域覆盖的政策生态。如扬州“人才新政4.0”，构建包括1部人才新政16条、3部产业人才专项政策、N部配套实施细则在内的“1+3+N”政策体系。从产业人才、青年人才、行业领域人才等多方入手，打造人才友好型城市。
②认定补贴扩大化，放宽人才认定标准、提高补贴激励金额。2024版“兴沈英才计划”政策提出，沈阳对博士、硕士、本科高校毕业生给予16万元、8万元、4万元的综合补贴。常州在本硕博之外，还对新引进的大专学生每月给予300元综合资助，资助期限最长为3年。各城均拿出真金白银、下大功夫吸引人才。
③人才政策产业化，在人才引进、激励和评定中偏向急需产业、重视产业意见。如烟台青年人才新政3.0版提出，绿色石化、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行业人才，对应生活补贴时限从3年延长到5年。而厦门在“群鹭兴厦”人才计划3.0版中，提出优化引才政策精准性，新增新能源新材料人才专项的同时，推进人才评价体制机制改革，赋予链主企业人才自主评荐权。
④人才服务人性化，体恤人才的真实需求、解决其生活诉求。为吸引和留住人才，广州打造“四高”“四优”政策服务体系：“就业补贴高、创业扶持高、人才待遇高、培养资助高，落户无忧、安居无忧、子女无忧、服务无忧。除了在服务上细致全面之外，多城还推动免审即享、提高服务效率。
⑤教科人三位一体化，协调解决创新难题。人才、教育、科技，是创新魔方的三个平面，共同作用于城市的未来潜力。但是，科技产业“两张皮”、产业人才供需“不匹配”等现实问题也不容忽视。绍兴发布“三位一体”新政10条，投入专项资金5000万，致力于解决三者协同的盲区，激发城市人才和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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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越高越好？
研究团队用2023年常住人口与行政区划土地面积的比值计算人口密度。数据主要来源于2024年各城市统计年鉴，个别城市土地面积数据来源于国家民政部。
榜单显示，深圳人口密度最高（不含深汕特别合作区）。8906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超过第二名东莞4262人/平方公里两倍以上。深圳、东莞、广州、佛山、汕头等五座城市的人口密度均在2000人/平方公里以上，展现了珠三角城市群内部人口集聚高密度的特点。
人口密度是城市吸引力的重要体现，密度越高，城市吸引力越大。但密度是不是越高越好？这个话题引导我们辩证来看人口密度的影响。
首先是人口密度与生活体验的关系，这影响一座城市是否“宜居”。诸多学者表示，人口密度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呈现倒“U”形曲线特征。其中，在低密度的情境下，人口密度提高城市的宜居性，高密度则降低宜居性。所谓的“大城市病”则是人口密度超出治理能力的负面体现。而城市较高的精细化治理水平和管理能力，会推动最优人口密度的数字继续扩大，从而容纳更多人的宜居生活。
深圳以多中心组团式空间结构，证明超大城市也可以通过科学的空间治理，在高密度下实现人口、产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厦门则以生态优先和岛外扩容，探索“小而美”的差异化路径。这座城市一方面通过“山海健康步道”等项目提升公共空间品质；另一方面则通过岛外扩容实现人口的合理分散。
其次是人口密度与生产要素的关系，这影响一座城市是否“宜业”。研究表明，城市密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正向促进作用，通过物流成本、劳动市场、知识溢出等影响产业和创新要素的集聚，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因此，在研究团队看来，随着超大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和都市圈协同的深化，人口密度管理将从“规模控制”转向“质量提升”，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以及在空间规划、公共服务和产业政策上的系统突破，共同探索更具韧性的城市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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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流下的暗礁
随着2025年人口数据的陆续公布，各个城市盘点人口增量的新闻令人欣喜。人口与人才在全国范围内热烈而迅猛地迁移流动，展现出人口活力蓬勃的同时，洪流下也有一些问题引人思考。
1、城市吸引力的马太效应
从市民引力榜单结果来看，超大城市、一线城市的吸引力屹立不倒，而大小城市的分数差异悬殊。一个隐含问题浮上水面：大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与区域均衡发展之间，是否矛盾？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东北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日本东海道城市群等世界级城市群的形成，均依托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人口和人才用脚投票的集聚属性，是不可阻挡的流动趋势。各城市主政者在顺势而为的同时，应站在自身发展诉求和现实能力上做到最好。
2、从“拼补贴”到“拼生态”
以人才政策为例，各城市可根据自身实际，进一步强化产业适配性、服务精准度和政策协同性。中小城市可借鉴扬州的“1+3+N”模式，构建体系化、差异化政策体系；特色产业城市可参考厦门的“链主评才”机制，提升产业话语权；同时，建立政策动态评估机制，根据人才流动数据及时调整补贴标准和服务内容，实现人才红利的深度挖掘和转化。
3、人口压力，是靠“生”还是“抢”？
人口流动，本质上还是存量人口再分配。在全国生育率普遍下降的大势下，通过“抢人”来解决问题未必可持续。以宁波为例，2018年以来已多次放宽落户政策，2024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977.7万人，增加8.0万人，但人口自然增长率已连续两年为负数。这提醒城市主政者，缓解人口压力，在从外部招才引智的同时，更要从公共服务和市民待遇的切实保障入手，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而这就关联到《57城市民待遇榜》的评估内容。
综上，中国城市人口发展需坚持“集聚与均衡协同、产业与人才适配、生育与引才并重”的原则，在具体政策和实施方案中注重系统性、精准性和动态调整，在破解“马太效应”的同时，激发中小城市的活力，最终形成“大而优、中而强、小而特”的人口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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